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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上周，鸣鹤书苑考古与艺术俱乐部成员来到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本次活动邀请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郭豹馆长为我们进行讲解。石头本是一种物质，中国古人通过石刻表达各种思想和丰富的感情，从宗教思想到礼仪制度，石刻艺术与古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下面让我们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欣赏精美的艺术品吧！

一、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塔

为什么会认为这座博物馆十分低调呢？因为它掩藏在深巷内，博物馆所在的区域位于白石桥，白石桥附近的规划始于明代初年，《帝京景物略》称之为：“万驸马庄”。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最初是为安置明永乐年间西域梵僧室利沙大国师进贡明成祖朱棣的金身五佛像而建。这座佛塔是中国依照室利沙带来的印度菩提伽耶金刚宝座塔的式样修建的一座佛塔，金刚宝座正门有匾额“敕赐金刚宝座”及“大明成化九年十月初二日建”的字样，造塔碑文上也刻有“以石为之，基高数丈，上有五佛，分为五塔，丈尺规矩与中印土之宝座无异也。”的文字。

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塔位于高台上，五座小石塔连成一体，故名“五塔寺。我们看到的金刚宝座塔是该寺的主要建筑。郭馆长和我们介绍道：“清乾隆时代又仿照这个样式在北京建造了另外两座。一座位于现在德胜门外的西黄寺塔，另一座是香山碧云寺塔。这几座塔虽同属一个样式，但每座各有很大变化。”这座宝座中央大塔约8米高，是一座13层密檐式佛塔。塔檐下周有小佛龛及佛像，从宝座的建筑外形看，给我们的直观视觉就是稳固、高大。

塔顶冠以仰莲、相轮、华盖、宝珠，共同组成了精美绝伦的铜制塔刹。金刚宝座式佛塔是用来尊仰“金刚界五方佛”，佛教密宗以五方佛象征须弥尔山五形，用砖石砌筑，由宝座及五座金刚塔构成。宝座类似一座正方形的石砌高台。塔刹从下往上高耸入云，给人以层次分明之感。四隅小塔均高约7米，多层密檐方形的建筑外围需要上千块凿刻好的石块拼装而成。塔座上还建有一座具有中国特色的重檐琉璃罩亭，使金刚宝座塔增添了新的色彩，更加别致。

郭馆长和我们娓娓道来：“金刚座寓意着佛法不受外界所侵扰，能破万物。虽然金刚宝座塔的雕刻让人眼花缭乱，但其实仔细观察也不难看出它的规律。宝座和五塔的须弥座上密布佛像共计有1561尊，整个雕刻作品题材大多属用浮雕装饰，雕工精细华美显示出古代雕刻技法的娴熟。”须弥座上刻满梵文经句,其间刻着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花瓶、狮子、大象、孔雀及大鹏、金翅鸟等。宝座上边的墙面四周佛龛里都刻有一尊坐佛像，足有上百尊之数。

真觉寺是什么时候修建的？塔身明确的记载着“大明成化九年”字样，故一般认为真觉寺为明代所建。但学者仍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其中提出了几点看法：一、从文献记载上来看，史书上曾记载说寺庙是蒙古人所建。郭馆长向大家强调：“蒙古人不是蒙古族，而是指的元朝的代称，故可推测为元代时期所建。”二、从雕刻的艺术风格上看，塔身上雕刻的狮子和大象背上都盖着一块毯子，上面雕刻的花纹为“龟背锦”。去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来考察时，认为这是元代而非明代的风格。这也是推测寺庙为元代所建的佐证之一。三、这处雕刻上有两行文字，其中梵文的意思为彰显佛法威力，而图案上雕刻的藏文经过学者考证，在西藏萨迦寺发现的书中，有与其一模一样的文字。由此推测，可能是元朝国师八思巴在1263年为忽必烈写的的新年贺词。按常理推测，献给元代皇帝的文字雕刻在明代的佛塔上不太合理。故结合各家学说，推测这尊塔不是明代所建，而是元代就已修建。明代可能曾在元代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了修补。

仔细欣赏，仿佛能看到古代雕刻的工匠用尖刀在凸起的主体面上刻出细腻而流畅线条的场景，这些图案形象生动，充满立体感。据郭馆长透露，为保护这座金刚宝座塔，塔表面的石料全部用“血料”保护起来。“血料”使用猪血、腻子、面粉加糯米汁调匀后刷于塔身上，再多次贴麻布，刷大漆后完成，至今我们依然可在雕刻的凹陷处见暗红色的痕迹。

二.皇家“祝寿”有排场

20世纪初叶旧照片

进入塔身内部，丰富的资料回顾了真觉寺的历史。民国时期的一张照片映入眼帘，该围墙是乾隆时期修建。在照片中可以看见一个石碑倒在地上，重修寺院的时候又再次立碑。据郭馆长介绍，目前认为寺庙被毁坏的说法有三个：第一种说法认为是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只剩下明成化九年建造的金刚宝座塔。但是郭馆长推测寺庙应该不是被焚毁的，因为在整修挖掘的探沟没有发现火烧痕迹，抑或晚清自然坍塌。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真觉寺在20世纪20年代初还保留着原来的建筑，但1927年北洋政府的蒙藏院以2500元将寺院卖给了一个黄姓商人，他将所有殿堂拆毁，当木材卖掉，使四百多年的皇家寺院毁于一旦，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塔。

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带领众多嫔妃给其母做寿，先后两次重修了五塔寺。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大寿，五塔寺作为祝寿的主要场所之一，又进行了全面修葺。彼时热闹繁华的情景被宫廷画师绘制在彩图中，各国驻华使节纷纷前来贺寿，颇为有趣的是大寿当天“五星连珠”的景象，更彰显了吉祥之意，增加了“举国祝寿”的隆重之感。

宏伟的庙宇南临长河，南北向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牌楼、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金刚宝座、毗卢殿、后大殿，东西分列钟鼓褛、廊庑配殿等大小200余间，头戴红顶花翎的大臣们奔波于殿前塔前，沿街假山和亭子凸显了喜庆之感，上千喇嘛齐聚京城祝寿，场面宏大。图画也还原了西四和东四的一些祝寿场景，对研究宫廷礼仪和清中叶北京街景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从图画中不难看出寺内主要建筑屋顶全部换上黄色琉璃瓦，体现了等级制度，尽显清代皇家寺院的威严气势。

香泥小塔在陈列中显得格外特别，这是一种喇嘛较常用的法器，由僧侣以香为材料制成的泥塑小型佛塔。香泥小塔多做覆钵式造型，僧侣们一次制作一定数量的香泥小塔，供奉在佛前或者藏于大塔的地宫或宝顶中，造型精致。

从塔的建筑艺术来看，与印度菩提伽耶大塔相比，塔的整体规模缩小了，但塔座部分明显增高，五座塔的比例也就显得更加和谐匀称。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是我国现存佛塔里较特别的一处遗产，这里不仅存有佛足石及梵藏文佛经，塔内还曾发现木塔柱、佛像和舍利等珍贵文物，堪称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晶，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和雕刻艺术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馆内展览，造型别致

除了金刚宝座，石刻艺术馆中按内容及功用分8个陈列区，展出历代石刻文物500余种，加上库藏历代石刻，共计千余种。在参观完金刚宝座之后，我们进入到石刻文化展厅区域进行参观，别有趣味、造型精致的文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清圣祖玄烨御笔，分别对佟国维与夫人品行的旌表赞美。两面均上部居中钤印“康熙御笔之宝”，两侧以纵向平雕缠枝纹为界栏。长339厘米，高60厘米厚28厘米，白色大理石质地，阳面榜书大字“仁善谨恪”，阴面“宿德壼范”，两侧以纵向平雕缠枝纹为界栏。石额系清初重臣、国戚佟国维与其夫人何奢礼氏园寝石牌坊的横额。此坊原在朝阳区佟家坟，20世纪50年代征集到文物工作队后转藏在这个博物馆中。

这件清早期作品，高40厘米，直径110厘米，口径100厘米，整个文物面呈圆形，钵式造型。鱼洗周身外侧多层雕刻人物、花卉、山子、器物等，四面开光雕四组婴戏图。设计手法、雕刻技术，如解剖学、焦点透视等，汉白玉的质地显得十分尊贵，凸显趣味的是孩子们在拉绳儿的时候用不同程度的劲，有人使劲、有人松懈，颇有一番童趣。

这尊唐朝的翼兽也造型别致，在1982年时出土于丰台区王佐乡刘太庄。作品高140厘米、宽79厘米、厚70厘米，采用圆雕手法、三角形躯、半兽半鸮，前爪似兽，后爪为鸮，鼓腹蹲踞，颔下胡须，披发于后，身生双翼。专家推测为史思明墓神道石像生，这尊精致的唐代石翼兽也被学者考据为出土文物中北京地区年代最早、墓主等级最高的石象生。

出土于北京的丰台区永定河河床的东汉“汉持盾石人 ”长相特殊。高150厘米，胸阔50厘米，座高20厘米，最宽110厘米，最长80厘米。石人立姿以青石质地，面部扁平，有双吊眼头戴网幘并着长袍，双手拱于胸前，又名“捧盾石人”。石人雕刻朴拙，随形底座，有自然朴质的感觉。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通高225厘米，又称“阎惠端造像”。背屏式、高浮雕，主尊释迦摩尼为“等身像”高165厘米。正面雕一佛二菩萨，背面雕化佛124尊，下部是题记及捐资人名。佛螺发跣足，施无畏触地印。两侧胁侍菩萨高仅50厘米，衬托主尊高大。原着彩，今以剥蚀殆尽。造像原在海淀区车耳营，1998年失窃半年后在艰苦的寻觅中终于在农村追回，但罪犯早已将佛像摔成碎片，又因掩埋佛像碎块造成更加惨烈的损坏。经修复后，先后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与首都博物馆展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老师也为俱乐部成员进行了部分讲解，解答了大家的一些问题。

清康熙十七年（1678）通高110厘米，宽111厘米，厚23厘米，卧碑式。四框浮雕蟒云纹。纳兰成德的同年、赐进士出身、候补内阁、中书舍人、平湖叶舒崇撰文。志主“纳腊卢氏”，系清代大才子诗人词人纳兰性德之妻。据志记载卢氏奉天人，父亲卢兴祖，两广总督。幼承母训，长读父书。年十八，归成德。三日羹汤，便谙姑性，人称克孝，康熙十六年（1677）卒，春秋二十一。次年葬于玉河皂荚屯之祖茔。生子一人，纳兰海亮。

四. 石刻艺术、厚重大气

《乾隆幸贡院御笔碑》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所藏碑刻中体量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套，这组石碑由四座立碑组成，上面刻写了清乾隆九年十月庚午日（公元1744年11月30日），乾隆帝在参加翰林院重修完工大典题写的四首诗。诗词原名为《幸翰林院赐大学士及翰林等宴因便阅贡院乃知云路鹏程诚不易也得诗四首》。清高宗御笔首行题“幸翰林院赐大学士等宴因便阅贡院乃知云路鹏程诚不易也得诗四首”。行书。末尾年款下方镌印2方，上“惟精惟一”，阳文篆书；下“乾隆宸翰”，阴文篆书。

古代考棚又叫“号房”，分割为单间，作为专供考生答卷、吃饭、住宿，考生们参加考试期间内不许出来。号房内十分狭窄，只有上下两块木板，上面木板当作写答卷的桌子，下面当椅子，晚上睡觉将两块板一拼当床，异常艰辛。郭馆长说御诗最后那句“寄语至公堂裹客，莫教冰鉴负初心。”道出了学子刻苦读书，习得学问才能为朝廷效力，国家应重视培养济世英才的豪言之语。历史上，此四首诗一经写就，礼部立刻下令各省试院皆恭摹。现在另一处藏于广西桂林原清代贡院原址。这组碑刻最早先竖立在清代最高科举考场——贡院内，以宣传皇帝仁德，鼓励天下学子。此后一百多年里，进京赶考的举子们都慕名而来，对此顶礼膜拜。

由于在八十年代对于石刻文物不够重视，当时的石刻与艺术博物馆馆长就将京郊拆迁、修路而面临危险的石刻带回到这座博物馆加以收藏。高大精美和等级较高的墓碑整齐的摆在博物馆的空地上，也可以发现一些从广安门到卢沟桥沿街歌功颂德的碑刻，耶稣会士碑原位于正福寺耶稣会士墓地，后由于正福寺拆迁，也被移送到这里收藏。

耶稣会士曾于明清时期来华，在华传教同时，他们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传到中国，并将中国文化带回了欧洲。博物馆共展出耶稣传教士墓碑36处，其中一些著名传教士墓碑，例如蒋友仁，他是负责圆明园人工喷泉的设计及施工指导，先后营造了“谐奇趣”等建筑。张诚，著有《几何原理》、《几何学》、《哲学原理》，详细地记载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签订经过，其他知名的来华传教士墓碑也陈列在此。

古代墓碑浮雕是在高度磨光的墓碑平面上进行图像造型雕刻，呈现出半立体型的精致雕刻品。唐朝墓碑的浮雕雕刻技法运用的更加大胆和自由，开始出现了透视效果和立体效果更为明显的高浮雕。

明清的贵族亲王墓碑多以鳞甲分明、筋骨裸露、静中寓动，生气勃勃的方式体现亲王的尊贵，“螭首龟趺”是比较标准的造型。

从史书的脉络看，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碑碣》记载：“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不得过四尺。”宋代张抡在《绍兴内府古器评·周叔液鼎》也写到：“是器，耳作当形，纯缘，饰以立螭首，作蹄状。”明代陈继儒在《珍珠船》卷一记录着这样的文字：“唐诸陵皆无碑记，惟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餘尺，螭首龟趺岿然，表里无一字。”

从北魏时期随着佛教艺术的广泛传播，石雕的技法开始纯熟地运用于墓碑雕刻当中，使雕塑的对象更为生动和真实。作为一种墓碑造型，象征着对逝者的美好祝愿，墓碑碑首的精雕细琢更是一种对逝者身份尊贵的象征。

五.结语

1961年真觉寺被列入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被辟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这是第一座陈列北京地区石刻文物的专题性博物馆。这次活动，俱乐部成员们不仅领略了以印度的“佛陀迦耶塔”为蓝本的佛塔，也欣赏了融合我国传统建筑和雕刻的艺术作品，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国外传教士墓碑。真觉寺在历史、艺术、科学上具有极高的特殊价值，上起原始社会、下至明清的石刻文化发展史，再现了一段璀璨的文明。在这次活动中，我们经过北朝造像、历代墓志、金元石雕、清代法贴和名家书法刻石，发现了别样的精致和美丽。石刻因其材料易得技术简便于钟鼎，成为我国最具普适性的记忆文化载体。考古挖掘中石刻艺术还原了各朝各代的“文化符号”，石刻艺术对研究我国古代美学、文学、历史和哲学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艺术更好的还原了部分历史，让故事和故事间交相呼应。愿金秋时节，石刻博物馆最美丽的时候，有更多的人造访这座低调的博物馆！

文献参考：

活动随行讲解词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官方网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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